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中国制造业正处于技术升级与劳动力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当老一代工人老去，谁是操控新机器的新工人？
主笔｜徐菁菁实习记者｜江紫涵“元／人”背后
格兰仕集团顺德厂区有一栋大楼刚好在国道边上。大楼的上半段是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今年2月，这块显示屏用红底白字简明扼要地打出了一条招工广告：“格兰仕重金大招聘，介绍新员工有重奖：奖励介绍人元／人。”在广西、湖南等地乡下，企业还刷起了围墙广告，用更接地气的口号宣布：“哪儿有钱最好分，介绍格兰仕买大奔：格兰仕招工福利，介绍人，最高奖励26万。”
“有奖招聘”的背景是增产之下的用工渴求：格兰仕外贸订单今年一季度预计同比去年增长90%。用奖励金的办法，仅电器配件制造部在半个月内就招到大约名工人。
在不熟悉劳动力市场的人看来，元／人的推荐费算得上是“重赏”，但实际上，这笔账要看怎么算。格兰仕电器配件制造部生产管理部长刘敏告诉我，这次招聘依靠的是内部引荐，如果用劳动公司招人，还要交高额的中介费用。
曹录宝是蓝领招聘行业的从业者。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劳务公司介绍的工人在工厂每多干满一个月，就可以多拿一个月的中介费。目前在市场上，企业交给中介的费用大概相当于工人工资的15~20%，紧俏的时候比例可以高达1/3。
企业招工的成本日渐提高，曹录宝深有体会。年，他进入蓝领招聘行业时。“在那以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个人想要进厂子是要给劳务中介交钱的。等到我入行的时候，中介已经调转头来开始找工厂要钱了。但也有特殊情况，你要进一些特别好的工厂，还需要个人支付到元的介绍费。再往后，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卖方市场。”
中介费变迁的同时还有一些直观可见的变化。“从前主要是季节性缺工，年轻人其实用不完。这边电子厂、纺织厂，一水年轻小姑娘，那边机械厂、模具厂，一群年轻小伙子。下班了大家就凑在一起玩儿，”曹录宝说，“但这是以前的工厂美好故事。现在年轻人少了，工人老了。有的厂子招人都放宽到了50岁。过去，河南、东北、河北、山东的老爸带着儿子，背着行李一起下南方打工，这种场景我已经见不到了。”
数据支持了曹录宝的观察。年到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与之相应的，年，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第一次出现了“民工荒”。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25亿人。此后，劳动年龄人口连年下降。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8.96亿，较年减少了将近万。据预计，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还将增快，平均以每年万人的速度减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工厂车间的主力军。从年到年，21~3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数量从万下降到了万。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农民工整体占比中快速提升，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为11.4%，年首度超过20%，年达到了24.6%。
从绝对数字上看，中国依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付出元／人介绍费的格兰仕在短时间内确实满足了用工需求，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工厂的影响依然是持续、深刻的。
格兰仕的车间生产线（张雷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年率先提出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年。也就是说，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这是促成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个阶段，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廉，总能以较低的价格雇佣到所需劳动力，因此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了。在过去十多年里，尽管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转折点”有过许多争论，但可以看到的是，-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增长55.2%，高于全国各行业46.2%平均值。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年，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元。如果同一些其他行业比较，这个工资的绝对水平并不高。同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元。然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在年“中国强企业高峰论坛”上提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为2.5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辉煌的工业化成果。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部门，在世界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年到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从2.7%变为19.8%。也就是在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且保持桂冠至今，但中国距离“制造强国”依然还有不小的距离。
一个数字是：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93美元/人，仅为美国19.3%、日本30.2%和德国27.8%。年1月在佛山举办的“中国制造论坛”上，人们感慨制造业的钱不好挣。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互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黄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板的工厂有多名员工，一年盈利只有万元，如果关停工厂，将厂区的楼房顺利租出去，年租金能有万元。许多工厂面临的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没有利润。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逼着企业想办法。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从年到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连续第六年位居世界首位。从装机量来说，中国占全球市场的36%。
2月28日，余名云南会泽籍农民工在昆明火车站乘坐免费列车，赴浙江绍兴、义乌、宁波及江苏南通等地务工。（刘冉阳摄/视觉中国供图）
无论是产业升级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都在推动中国工厂的技术升级，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所乐见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力数量和技能的“双短缺”。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作为中国工厂的主力军，农民工中持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比约75%。年7月-10月间，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中伟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邓韵雪对广东省19个地市的家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在孙中伟和邓韵雪的调查中，“机器换人”后许多企业用工需求并未降低，只是用工需求从一线普工转为自动化设备操作和维修人员。59.82%的企业表示缺技术工人，54.06%的企业表示缺研发人员。
格兰仕电器配件制造部生产管理部长刘敏告诉我，电器配件部已经完成了80%的自动化改造，0多工人中只有30%的人还从事流水线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关键岗位技工占40-50%，要求工人有能力操作设备，解决设备出现的小问题。再往上一个级别是设备操作型技工，要求熟悉设备操作、维护保养。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工装技改型技工，这些工人已经有能力自主研发自动化设备，占总人数的5%。尽管企业对工人的素质已经有了不同的要求，但刘敏坦言，在招工的时候，是不敢提学历和技能，“因为说实话，招人确实很难”。
「谁来当工人」
“用工荒”与“就业难”：教育的错配？
在劳动力市场上，曹录宝遇到的求职难一般只针对两类人群。一类人处于四五十岁的年龄段，他们曾经是煤矿工人，或者工厂的流水线工人，产业的缩减、工厂的自动化改造让他们已无用武之地。另一个人群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从年的大学生就业季开始，各大媒体都提出“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说法。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判断：接下来的每一年或许都将是大学生的“最难就业年”。跟据教育部预测，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万人，达到万人，年毕业生将超过0万人。
大学的扩招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受教育水平，为经济转型打下了人力资本基础，但与此同时，关于扩招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蒋帆和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张学志在研究中发现，年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口中，仅有约一半的人能够找到专业技能含量较高的工作。清华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强曾批评，各高校往往在培养环节相对简单，需要的硬件条件、设备条件、辅助条件不多的专业上实行扩招，其结果是造成了人才奇缺的实用型岗位找不到人才，而不实用专业的人才堆积。
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年金融危机重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导致国内就业压力增大。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一批原本要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成为工人的年轻人经过高等教育，进入了白领就业市场，确实可以减轻当时蓝领就业的压力，但今天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已经不同了，读完大学的毕业生并不会因为工人工资的上涨就去做工人。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看来，高校扩招延长教育年限，提高人的基础能力培养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市场分割被加剧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论上可以从事很多工作，包括进入生产制造业，但我们默认的是大学毕业生就要做白领工作。”今天社会的职业观念也根植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变化。那时候，工人下岗潮让人们深刻地感到工人是一份朝不保夕的职业，随之而来的高校扩招被许多家庭视作让孩子避免进工厂的最重要的路径。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肖予为摄）
对于中国工厂而言，学历教育没有办法解决它们的燃眉之急，它们对职业技能教育的需求旺盛，但职业教育还没有能够扛大梁。制造业重镇东莞为了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紧迫需求，自年起启动了“技能人才之都”建设。
根据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导编制的《东莞市年度紧缺急需人才目录》显示，个紧缺岗位中，64个要求大中专/高级技工学历，占42.67%。要求硕士学历的仅有9个，占6%。另有54个要求本科或者预备技师（技术）（预备技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放证书，由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发放）。其中10个标为5星级别的紧缺岗位中，模具设计工程师、模具维修技师都要求大中专或者高技学历即可。新材料研发工程师、汽车配件技术专家要求本科或者预备技师。
年，国务院发布了被称为“职教20条”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方案的第一句就是为职业教育“正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在中国，职业教育要变成和普通教育有相似吸引力的教育类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客观基础是中国职业教育依然还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同济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人们并不把职业教育看成了无路可走之后的教育选择。当时职业教育中的中专体系跟行业联系紧密，技工学校跟国企联系紧密，两者的就业出路都不错。后来，国企和行业都退出了职业教育。在过去近20年，职业教育里不断被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它培养出来的人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同样也存在一定的脱节。
浙江省长兴职教中心的开放式实训中心内，数控专业的学生正在教师的指导下赶制楔形块产品。（谭云俸摄/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也给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制造了难度。“普通教育以升学为目标，模式更容易复制，因此全国各地都可以有考大学很厉害的普通中学，但职业教育是要开门办学的。一方面，你需要服务本地的劳动市场，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也受到企业的反哺。过去我们调研的时候，就有老师提出他们从企业里学到了很多培养方法。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年中国出现的一批水平比较高的职业学校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对于更广大的地区来说，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可获得性是不高的。”
年卢琛（化名）从华中地区的一所二本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该校后来已升至一本院校）。他对自己专业的定位很坦率：“就是技术工人。”毕业的时候，卢琛发现，一个本科生真的要做“技术工人”也是有门槛的。校招的时候他去面试，企业提出的问题他几乎回答不上来。“他们提到了一些知识点，我只在书上见过，没见过实物也没有实操，根本弄不清楚。”
为了能够找到工作，卢琛决定接受“再教育”，去报名了一个培训班。培训班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让人到了企业至少能干活。学费不菲，2万元。愿意掏这笔培训费的学员大多数已经工厂工作了一些年，干的是流水线之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他们想要能够往上走一步。剩下了就是为数不多的卢琛这样的本科生。
培训完，卢琛如愿找到了一家位于深圳的上市科技企业做工程师。公司制造设备卖给工厂，他要去现场去调试安装，完成最终交付。对绝大部分人而言，工作的体验非常劝退。应届生试用期半年前，月薪2元，如果不是年底发了一笔0元的奖金，卢琛差点没能交出房租。与此同时，工作非常辛苦。一年时间，他基本都在外出差。待在公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这一个月，他加班了多个小时，赶设备交付期。“一台设备价值一两百万，跟客户签了合同，拖一天的话，违约金就是10多万。”
毕业四年，卢琛的同学基本都已经转行做了“码农”。转行的原因很简单：工作难度不大，环境比做机械好，薪资比做机械高，月薪在上下。
“零工”青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刚从南方企业考察回来。这一趟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工厂用工的流动性变得极强。过去，研究者发现工厂存在短工化趋势，农民工从事一份工作的时间逐步缩短，工作换得越来越频繁。但短工尚以月计算，这次，闻效仪在一些工厂里看到一半的普通工人都是“小时工”。工人主动通过劳务中介，希望安排小时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每个小时劳动挣多少钱是明确的。由于企业不用缴社保，给到工人手上的工资能多一些。做小时工，工人还能随时根据行情换一份单位时间到手工资更高的工作。
但企业并不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格兰仕元／人的新工人介绍费是分六次发给介绍人的。新工人入职满一年，介绍人才能拿完所有的钱，这样安排就是希望尽可能降低工人流动性。“我们不喜欢用临工，你没有办法去培养他们的技能，而且产品质量不稳定。”格兰仕电器配件制造部生产管理部长刘敏告诉我。
年轻人对工作的要求不一样了。“过去的打工人要自食其力，成年了就得到社会上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甚至还要帮忙养家。现在生活富裕了，温饱早已不再是问题，苦了累了，还有家里父母一座大靠山，能啃啃老。年轻人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生活品质高了，自然追求也就高了，”刘敏说，“10年前我们总提苦战30天，大战60天这样的口号，工人加班加点赶工。当时工人的要求就是赚钱，你和他提太多休息他们还不高兴。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这样和我说：领导，你给我再高的工资，我没有时间花，我就算赚了钱，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从年开始，中国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就开始下降，大量劳动力流入第三产业，但第二产业仍然是三大产业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黄宇摄）
经济学界有一种对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忧。中国在年左右出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当时中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43%，当时的中国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人均美元。这意味着制造业还未具备高端化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把这称作制造业的“未富先老”。他认为中国制造业比重过早下滑与制造业劳动力的短缺有关。
从年开始，制造业所属的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就开始持续下降。于此同时，第一产业的人口也在下降，第三产业吸纳了这些劳动力。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低端产能的缩减、机器换人会导致一部分工作消失，这些劳动力可能进入第三产业谋职。但让一些经济学家警惕的是，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31%。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未必带来生产率的总体改进。换句话说，一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变小了。
同济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告诉我，最近两年，他去企业调研，时不时听到企业抱怨工人都去送外卖了，有技术的工人，越来越难找。
闻效仪有一种担心：快速发展的零工经济发生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逆转的时期，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形成“虹吸效应”。
在这几年的调查中，闻效仪发现零工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从收入看，相对于工厂，零工平台的计件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劳动者能够在客户端软件中快速而直观地看到自己收入的变化，从而产生“多劳多得”的公平感。
零工经济兴起之初，由于获取了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平台往往采取大规模补贴的方式来迅速吸引劳动者的参与。虽然平台上线之初每月2~3万元的黄金收入期很快过去，随着劳动者大规模涌入，收入迅速递减，但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得的平均收入比在工厂的收入还是多出近20%。
3月3日，元宵节之后，广州制衣厂的老板们排成一列，手里拿着样衣站在康乐村街头，招募务工人员。（翁洹摄/视觉中国供图）
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在零工经济中有更大的技能价值，主要是因平台不需要像工厂主一样承担雇主责任，缴纳社保等费用。这部分支出成本被平台部分转化在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上。平台就业人群普遍年轻，缺乏参加社会保险的动力，实际拿到手的钱“变多了”，吸引力自然很大。为了应对零工经济的政策溢价优势，制造业也在尽可能在劳动力成本上进行削减，采取更灵活的用工方式。
此外，零工经济的用工模式营造出了“自由”的劳动体验。相对于工厂工作，零工平台还有以强激励为导向的一整套技术和手段。平台劳动者工作业绩的好坏是通过消费者的评分高低得出的，传统的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冲突也被消解了。
人们有权利选择当下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作，但在闻效仪看来，大量劳动力进入零工市场的深层次困局在于劳动者技能的减少和低技能化。年，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万人，仅占整体平台万就业人群数的10%。绝大部分经济活动人群都是普通劳动者，并广泛分布在快递、外卖、驾乘、货运、保洁等传统行业领域之中，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来获取收入，而这是典型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业态。发展低端的零工经济和发展低端的生产制造业一样，结果都会带来劳动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和其他社会风险，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
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到闻效仪所在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习。他观察，所有这些在技术上有突出成就的工人都有非常稳定的劳动关系。德国的经验也说明这一点。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Simon）收集了全世界生产制造家隐形冠军公司（隐形冠军公司指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牢牢控制着本地甚至全球市场的企业）的数据，德国拥有家隐形冠军，是数量最多的国家，而这些公司的员工流动率都非常低。
年12月10日，德国工厂内，一名工人正在制造船只的螺旋桨
在这些企业里，劳动者对于企业权力结构的参与以及集体劳动关系制度，是工人技能长期形成的制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劳动者被鼓励提高技能并掌握多项技能，不断对劳动过程和机器运行加以改善。工人和机器一样都是企业的固定成本，从长远来看，工人们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固定成本，企业从工人长期的技能、知识、经验和精力中获取竞争力。
老工人新工人
刘敏在格兰仕工作了17年，见证了工厂一步步的成长。电器配件部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十年。前十年，生产完全依靠引进进口设备、手工作业，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稳定。后十年，生产规模的需求和客户对质量的要求推着工厂走上了自动化生产的道路。
刘敏非常自豪地告诉我，这都是内部团队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十余年前，电器配件部成立了一支工装技改团队负责设备的改造。这个团队有些人擅于编程、电控开发，有些擅长机械设计。很多外来参观的人都以为这些技术人才至少是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但事实上，现在工装技改团队共24人，平均年龄37岁，平均工龄却有14年，工龄最长的20年，大专本科学历仅占5人，其余19人都是高中、中专或者初中学历。
年，苏智勇进入格兰仕的时候，他已经在制造业打了七年工。高中毕业，身无所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同一个动作，每天重复几千次。螺丝拧到第三年，他觉得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他报班学了点电工知识，又在工厂做了四年普通电工。以普通电工的身份应聘进入电器配件部的时候，他只是想换一家大工厂，并不知道自己还能有怎样的可能性。
工作两年多的时候，苏智勇看到一位同事研制出了一个台能做两三个动作的抓取设备，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于是申请加入车间工装技改小组，分工负责电控编程方面的工作。刘敏告诉我，其实当时，苏智勇对于如何编程可谓一窍不通，他唯一的资本便是兴趣和好学。但仅凭这两点，工厂也愿意给他机会。
2月19日，在合肥泰沃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检验覆膜室，工人正在对导光板进行灯检。（张大岗摄/视觉中国供图）
那个时候，大家工装技改的水平都有限，除了请教同事，苏智勇主要靠自学：上网查资料、看视频、买“装备”和相关书籍，开始自学自动化设备电控设计及编程。他经常下班后一个人在车间研究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车间已有的设备供他研究，让他一边看一边学一边做一边调试。3个月后，他首次成功完成了一台小型设备的电控设计和编程工作。现在看来，那只是一个动作简单的抓取设备，但它把苏智勇的心点亮了：原来自己可以做这样有创造性的工作！他告诉我，这种创造令他格外有成就感的是，它把同事们从重复劳动里解放了出来。那种劳动的繁重和乏味他再熟悉不过。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苏智勇已经成长为了车间自动化设备研发团队的核心骨干，一名PLC、电缸、运动控制器及机器人编程“专家”。这个“专家”为了完成复杂的编程，可以缩着脖子、猫着腰在机器上的电脑前蹲守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为了攻克技术难题，可以反复钻研试验，骑着小毛驴去店铺找备件。
苏智勇这样的工人的成长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是双赢的。刘敏告诉我，公司也曾经尝试过找外面的公司和专业人员来进行设备改造，但效果往往不理想。一方面是对方并不了解工厂生产线工艺和产品的具体情况，往往形成一套方案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改造工程复杂，可行性低。另一方面，外请的改造团队需要一条生产线通盘设计，改造的时候，整条生产线可能就得停下来，企业等不起。
前几年，定时器生产线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已引进10多年的定时器生产线，不断出现了线体残旧、无备用工件、工序设计等问题。起初很多人都认为这条线无法改造，且改造不成功，还将严重影响定时器的生产。但苏智勇和团队不但把硬骨头啃下来了，用可编程控制器取代了原来使用的10几个大电箱，而且改造是一点点一段段进行的，完全没有影响到生产。
从年到年九月，工装技改团队创造了台自制自动化设备，成功开展93个重点工装技改项目，直接成本节约万元，减少用工人。他们的改造让配套微波炉生产效率提高37.6%，变压器车间人均生产效率提高67.09%，质量方面（8大成品）上线失效率下降88.79%。有些设备不断优化升级，已经迭代好几次。
年初招聘的时候，格兰仕在一些招聘海报上特意打出了“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长本事”的口号。刘敏告诉我这些年寻找稳定工人队的办法，除了迎合年轻人的一些喜好，最重要的是要给工人提供一个成长的空间。“大家早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卖苦力的农民工，不会单纯为了赚钱拼命。我们现在打造全员技工，设立各种培训，也是让工人感到在这里工作是有希望的。就算我几年后不再格兰仕了，我也有一些本事能找到更好工作。”
第一年的工作经历虽然非常“劝退”，但卢琛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年毕业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更高薪水的选择，但他决定留在大公司，因为能接触到高规格的设备，客户也都是一流的工厂。工作本身极锻炼人。在外出差调试设备的时候单打独斗，作为一个电气工程师，电工的活，钳工的活都要会干。有一次他在太原呆了三个月，一个人打理好了10台机器，从什么都不懂，到自己摸索，最后应付下来。离开的他有一个感觉：“后面遇到什么困难都觉得不是事了。”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卢琛感觉到，自己这一行，基本的工作其实并不难掌握，但如果不往深里学，永远可能都只是一个设备调试人员。很多和他一起进公司的应届生，度过了最开始的阶段，都进入了过一天是一天的状态。卢琛发现，公司其实有很多学习资料，但很少有人去翻。
但凡公司有的学习材料，卢琛都看。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除非加班到很晚，他都会在6:00起床看书学习。出差的时候，只要活干完了，他就躲在宾馆里学习。后来他跳槽进入一家UVLED固化机生产企业。公司两三个员工，和五六个业务，一年却能做五百万以上的业绩。
不久以前，卢琛做了个很大胆的决定。他和几个合作人自己开了一家UVLED固化机公司。他看好这个市场：“现在有很多的智能工厂，需要很多的自动化设备。”“梦想这东西是最不受限制的，跟年龄、工作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梦想任何人都有资格拥有，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实现。”支撑卢琛有勇气去追求梦想的一个条件是：过去两年里面，他已经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把整个机台从钣金设计到电气接线再到装配全部做下来。“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先从最简单的东西做起，慢慢的往一些小型设备转型，最终能做出一些像模像样的自动化设备来。”
觉得好的朋友，帮忙点下赞哦，感谢您的举手之劳！